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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居北欧篇：乐居奥斯陆

文/小白

    在我来挪威前后，许多好友听说此消息都两眼放光、嘴角流涎曰：“简直太爽了，上北欧逍遥，那可是人间天堂啊！”确实，根据常被国人误解为“宜居指数”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排行榜，挪威等北欧国家常年名列前茅。在最新的2009年榜单上，挪威更是排名榜首，比中国高出足足91位，北欧的另外两大国瑞典和丹麦也分列第七和第十六位。不过，正如亚当和夏娃也要为那一个苹果发愁一样，身处人间天堂的北欧人虽然基本实现了我们老祖宗“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多多少少也得为房子操心。

    其实在工业化时代之初，绝大多数北欧人的住房条件非常糟糕，尤其是工人阶级，大多住在潮湿阴暗的棚户区，因此在北欧诞生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北欧三国于一战前后相继引入不分财产的普选制度，自此之后，以工会为后盾的各国社民党或工党很快就跻身主要政党行列，并长期执政。

    以挪威为例，工党自大萧条期间上台之后，就开始采取措施改善住房状况。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鼓励住房合作社集资建房并形成卫星城。二战后，挪威政府建立福利制度和国家住房贷款银行，通过集资建房形成的卫星城像“放卫星”一样在挪威各大城市周边出现，一举解决了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就连二战后曾任挪威首相近20年的埃纳尔·基哈德森（Einar Gerhardsen），也并没有借权力占土地，而是长期住在奥斯陆市郊的一个卫星城里，一间小公寓伴他直到逝世。现在大奥斯陆地区的80多万人口中，大约有30万是奥斯陆住房储蓄组织的成员，这是奥斯陆最大的住房合作社。

    挪威人在刚走出校门的时候，一般还不会考虑买房的问题，大多数人还是以租房为主。因为在大多数西方人的观念里，在18岁以后就不好意思赖在家里、更别提伸手问父母要钱了。上大学的学费由国家给掏，在此期间的住房和生活费用大多靠的是国家的无息助学贷款。踏入职场头两年的任务就是还清这笔贷款。在奥斯陆近郊与人合租一套两室一厅，一个月大约要5000克朗（约合6000人民币），相当于一个职场新人月收入的四到五分之一，并不会形成太大的压力。如果不计较每天多坐几十分钟地铁，可以住在稍微偏远的位置，房租还能略低一些。等到还清贷款、攒够首付，挪威的青年人们就可以考虑买房了。

    需要说明的是，与其它福利制度健全的西方国家一样，如果在挪威申请住房贷款，可以免掉数目可观的税。在高税收高福利的北欧，这样的政策效果非常明显：因为有免费医疗、免费教育，挪威的普罗大众无需像国人一样，“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停地为孩子上学和大病大灾攒钱，买房还可以少缴税。所以，一旦他们有能力负担首付，就会选择尽快买房。以奥斯陆为例，最好的地段房价约为一平米6万～8万克朗，略远一些的约为3万～4万克朗，大约是北京的1.5～2倍，而挪威国民的平均收入至少是中国人的8～10倍，而这还不算政府补贴的各种福利等隐性收入或转移支付。

    我认识一位收入中等偏上的白领，年薪50万克朗（约合60万人民币），二十七八岁就和女友一块儿买了房，距市区半个小时车程、100平米的公寓要价约三四百万。凭借两人的收入供这样一套房子并不算难事。在税后收入差距不大的挪威，一套普通的公寓绝不至于使一般人背上终身的包袱。

    挪威人常以“俺们都是农民”自嘲。或许是出现了回归农民祖先本源的现象，热爱自然闻名的挪威人并不满足于仅在城市里的一套住房。挪威人的生活传统而刻板，每逢长达两个月的带薪假期，典型的挪威家庭就暴露出亲近自然、返璞归真的本性，一个人花上大半天时间跑到渺无人烟的度假小屋，在无水无电无网络的环境中面对秀美的湖光山色发呆，这一发呆少说也得十天半个月。在被经典旅游手册《Lonely Planet》盛赞的“奥斯陆—卑尔根”铁路沿线，人们不时在青山脚下、或是草原尽头看到一间悲凉得令人发指的小屋。

    但是这种追求安静的休息还停留在父母甚至祖父母辈，如今，恐怕没有太多挪威青年愿意以近乎自虐的方式去乡下生活，除非偶尔住一下郊区的别墅还可以考虑，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未免略不现实、就好比问他们“何不食肉糜”。我的挪威语老师在奥斯陆大学长期任教，收入算不低，到了职业生涯的末期有了相当积蓄，外加忍痛卖掉心爱的游艇之后，才真正住上了郊外的大房子。不过暂时还只住得起公寓的年轻人也有机会操练农活向祖先致敬。奥斯陆近郊和远郊有多处用以前的闲置农田改造而成的“市民花园”（kolonihage）。一片花园面积不过四五十平米，外带一座小屋，花几百克朗就能租上几天，二十几万就能全盘买下。每逢周末和假日，这里就冒出一群大搞烧烤活动的男女，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唱“红烧鸡翅膀我喜欢吃”。另外，热衷园艺或是农活的人可以在这里得到满足，相比只能半夜起床、上网偷菜的我们，挪威人倒是有机会在虚拟世界以外体验偷菜的乐趣。

    当然也有人不甘心临退休才住上大别墅，也不想排队等位子被人偷菜，于是就往远了搬，在房价相对低的地方置业盖房。我认识一位叫帕特里克的老兄，每个周一到周四在奥斯陆上班，晚上住在一个月租四五千的小公寓里，周末回乡下的别墅过。不过他的情况略为特殊，他来自邻国瑞典，他的家自然也在瑞典，每周四晚上他需要从奥斯陆开车三个小时才能到家。听起来辛苦，但换来的是他三十出头就住进了townhouse的幸福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每个周末能够离开“大城市”奥斯陆，呼吸到更新鲜的空气，还能享受瑞典更为低廉的物价。在养生、散心的同时，每个月看到信用卡账单时，也会减少心脏病突发或脑溢血的风险，也算是颇利于身心健康。

    在北欧，买房只是一个个人预算的问题，就跟买车买电视一样平常，近几十年来早已淡出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很少成为一个公众议题。反观中国，住房问题为人所热议，说明问题恐怕不仅仅在于房价过高。除了先前提到的福利制度不健全、买房有后顾之忧的问题以外，分配不公平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广大无房族的斗室蜗居与社会上层的豪宅对比确实过于鲜明。甚至于那位批《蜗居》的司长，也被网民无端赠与了两幢豪华别墅。在一向以分配公平著称的北欧，较低的收入差别同样也反映在了住房的差别上。除了个别巨富有能力住真正意义上的豪宅以外，绝大多数富人在高额税收的压力下，住的也不过是与普罗大众差不多的房子，绝无传说中的“炒房团”或“煤老板”一掷千金的豪气。

    2009年，美国为全民医保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以讽喻新闻著称的“每日秀”栏目制作了两期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节目，以一个保守派记者的视角，介绍在瑞典碰到的种种“怪现象”，比如工人享受连按摩都能享受免费待遇，这可真是福利到家了。通过这类节目不仅介绍了社会民主主义体系的优势，而且也传达了北欧人的一种“一切从简”的生活方式。其中采访了一位具有“瑞典麦当娜”之称的流行歌星，她住的不过是斯德哥尔摩市内一处面积稍大的两室一厅，父母来访时还要在客厅里搭床，这在明星豪宅占地动辄数公顷的美国简直不可思议。

    百闻不如一见，沾我一位朋友的光，我曾到一位常年在瑞中两国之间从事贸易的资深倒爷家中做客。此公在中国最著名的事迹是曾以某瑞典复古商船中国区代理人的身份，在该船来华前夕，意图在安徽以20万元购置一座古民居、将其整体搬迁到瑞典，欲将其作为“售茶叶处”，不过他的宏愿未遂。就是这样一个混得相当不错的商人，在瑞典住的也不过是数千人小镇上的一幢两层小楼，离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房子算不上大，我们在受邀留宿时也只能在客厅里打地铺。由此观之，他当初报出20万元购古民居，其心理恐怕与一般老外在秀水街买衣服或在潘家园淘换古董的心理一致。但是久居北欧他早已不了解国内的行情了，我怂恿他在北京收购一座四合院，保证他被北京楼市的天价吓得落荒而逃，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