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当年想把安徽民居搬到瑞典的商人

半个月前去了趟瑞典哥德堡和斯德哥尔摩，不慎以杯具告终——在斯德哥尔摩的移民区遭贼，损失惨重。不过除了丢包和警察的低效之外，瑞典给我的印象还是相当不错的。这几天有空陆续写些关于瑞典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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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下先去哥德堡以后，同去的同学告诉我，他父亲有一瑞典朋友听说此事后，执意要我们在他家里住一夜。盛情难却（此外还有预算压力）之下，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便欣然应允。我向同学打听了此公的身份，只知道是做生意的。后来知道了此人的姓名，上网一google，才发现此公也算是个人物：当年哥德堡号环球旅行在中国区的商务经理，还是当年拍下二十万人民币收购安徽某民居并企图将其整体搬迁到瑞典的始作俑者（不清楚的童鞋，请搜索“翠屏居、瑞典”）。看到这里，俺不由得好奇心大发，期待着一探这个N年前掀起中国网络上一场不大不小风波的瑞典商人的庐山真面目。

据我的同学介绍，那位名叫扬（Jan）的老兄多年来在瑞典和中国之间充当掮客，只要是合法的，各种生意都做（当然搬迁民居也在此列），在瑞中商贸界也算小有名气，据说人民大会堂用的地板蜡就是他从瑞典倒过来的。此公虽说生意规模不算小，且人到中年总归有所积累，住的地方却并不显得多有钱，这大约就是瑞典劫富济贫对富人征收重税的结果。他住在离哥德堡还有一个小时车程（还是高速）的某几千人口偏远小镇里，一家三口人住一幢上下两层两百多平米的小别墅。我们下午从奥斯陆蹭车出发，等到他家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由于他家的住处偏远得实在不像一个商贾之家，而开的车也是欧洲知识分子常开的瑞典车萨博，我一度怀疑扬的商人身份。不过待我旁敲侧击将他访未及几句，我便确认了他的身份，于是乎不得不暗自感叹瑞典福利社会劫富济贫的威力：别看他住得这么偏僻，他还真是一个商人。扬问及我老家在那里的时候，鉴于一般老外对中国城市的了解不会超出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这五个，俺只按照一般规矩，敷衍道离上海不远（有的时候遇到地理知识更贫乏的老外，俺只好说是中国南方来的，这样的回答往往会招来雷人的追问：你会说粤语么？）。不料扬不愧和中国打了多年交道，宜将剩勇追穷寇，追问我的家乡到底在哪儿。我只好报出了东南沿海某小城市的名号。扬闻后甚为兴奋，说他去过我老家多次。至此俺已确信，他的商人身份实属确凿无疑了。因为以我的经验，国内人民凡是去过我老家的，基本在此不做过多停留，仅仅是为了中转摆渡前往普陀山烧香拜佛；而老外则大多抱有商业目的，来本市从事商务洽谈、进货等活动。果然，他之后就承认他去得比较多的其实是我老家下属的某民营经济发达人民甚为有钱、但因人文历史不如某邻县显赫而不为余大湿当作故乡承认的县级市。

由于我们到得比较晚，扬一家给我们准备了牛肉拌饭作为宵夜。在食品昂贵且种类贫乏的挪威，这样的食物是很难吃到的，俺们不免在进食时有狼吞虎咽之嫌。了解个中原委之后，扬的民族自豪感不免大发。他说人口不到一千万的瑞典，论发明创造、世界名牌、跨国公司，皆不逊于德法等欧洲大国，而瑞典人却从不声张。而挪威人的发明只有片奶酪的小刀和纸别针等区区几种，只是70年代靠石油发了横财，却还民族自豪感爆棚，实在是显得二了一些。话虽刻薄，倒也反映实情。瑞典几百年来就是北欧第一大国，且一向有工商业的传统。《清史稿》里记载瑞典自雍正三年起便“来华互市”。而到了现在，有没有开某家家居和H&M也是衡量一二线城市实力的一项硬指标。而挪威在华的商业痕迹，似乎只有在超市里摆的三文鱼里才能看到。因此也无怪乎当年诺贝尔在遗嘱里只把授奖技术含量最欠的和平奖给挪威了。

秦晖老师曾经说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和瑞典的文化差异是最大的，因为在同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前提下，两者的社会制度差异最大。前段时间奥巴马正在推动健保改革，Jon Stewart的The Daily Show也做了两集节目，戏仿共和党的口吻做了两集介绍“社会主义瑞典”的节目。节目里采访了某位在瑞典地位相当于麦当娜的流行明星，家里住的不过是三室一厅的公寓，电视不过是三十几寸的普通液晶，餐桌下面还放着几袋分门别类准备卖钱的塑料瓶，相比MTV频道经常访问的面积几万呎、装着好几台巨型液晶的米国明星豪宅，差距实在不可以道里计。由于我本行学的是政治学，我也对瑞典的福利社会很感兴趣。扬虽然是个商人，一年交给政府的税恐怕也数目不菲，对于福利社会倒没有太多怨言。与我们闲谈的时候，他一直强调中国和瑞典有颇多互补之处（有点新闻联播的意思），比如瑞典其实比中国更共产主义，瑞典的福利制度就颇值得中国学习。不过，并不是每个瑞典富人都对福利制度和社会民主主义心服口服。第二天晚上到了斯德哥尔摩以后，在从火车站到旅馆的路上，我们路过了以二十多年前在此遇刺的社民党籍瑞典首相帕尔梅的名字命名的奥洛夫·帕尔梅大街（Olof Pames gata）。我同学见此便告诉我，他父亲的另一位瑞典商人朋友亲口告诉他，当年他在电视里听到帕尔梅遇刺的消息，几乎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听到以后脑子里浮现的第一个场景，就是The Simpsons里Homer的坏蛋老板Mr. Burns扣着双手说“Eeeeeeeexcellent”。看来无论是美国还是瑞典，坏蛋资本家都不乏其人啊。

不过没过多久，扬便显露出了资本家的本色。饭后他开始跟我们孜孜不倦地讲述人类及其它各种生物的构造有多么完美。起初我还以为他是个业余生物学爱好者，不禁暗想，这么一个生物爱好者碰到我这样一个生物白痴也算是对牛弹琴了。不过很快我就明白了，他宣传生物构造的完美不过是为了宣传智能设计论：因为在他看来，如此完美的构造若通过进化发展而来，概率实在是微乎其微，因而一定是由某种超自然神力造就而成。这跟上帝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俺只知道俺当时就有了一种幻觉，觉得上帝在瞬间把我从只有1%的人经常去教堂的瑞典，移到了现在还在为了智能设计论应不应该进入公立学校课堂争执不休的米国。

扬毕竟还是商人，在商言商，深谙“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俺们这一次也并非是纯白吃白住，睡觉前还需要为他充当一回古玩鉴定师。扬上次欲花二十万买安徽民居受挫，他如今仍然企图靠廉价收购来的中国古玩发财。在这方面，北欧人倒是有一贯的传统。二十世纪初，曾有一位叫约翰·威廉·诺尔曼·蒙特（Johan Wilhelm Normann Munthe）的挪威军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到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军中充任骑兵教官，后来被北洋政府授予了民国陆军少将的荣誉军衔（此人还是后来的港督葛量洪的继父）。他在中国前后二十余年，回挪威前搬了一大堆古玩船运回国，其中有不少号称是唐朝和五代的石刻。这些所谓古玩在他去世后都捐赠给了他家乡卑尔根的西挪威艺术产业博物馆（Vestlandske Kunstindustrimuseum）收藏。俺曾亲自前去观看，发现那些号称是五代石刻的佛像，其刀工与横店影视城的农民施工队水平不相上下，石头表面的光鲜程度也不似千年以前的东东，属于连我这个外行都看得出来的传说中的“民国货”。而他除了石刻以外最得意的几件收藏，无非是几幅清季三四品的官员或是诰命夫人的画像以及几袭这等品级的官袍，实在说不上有多大的价值。如果说有什么价值，也不过是比较能够满足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想象而已。

如果说蒙特收购所谓古玩的目的还是以收藏为主的话，扬买古玩的目的就单纯得多了——就是低价吃进以后坐等赚钱OR升值。当初他为安徽民宅开出的二十万的价码，大约也就相当于在瑞典吃一年的低保、中产半年的税后收入，能够在哥德堡市区买五平米左右的公寓房，而若是按照他的原计划，整体搬迁到瑞典作为售茶中心的话，所带来的轰动效应以及创造的产值就远远不止这个数了。这次他让我们两个对古玩一窍不通的学生看的货也是如此。他带我们上楼，神秘兮兮地从一个中国式柜子后面掏出一块木板。这块木板正面看无甚稀奇，上面沾的油渍和刀印让人怀疑此木板是不是曾作为砧板使用，可背面却有玄机：从背面来看，这是一块用做雕版印刷用的刊版，上头印有各等官衔及功名名称，皆系官府公文高频词汇，由于使用频率较高，单独印成木活字反而不便，可能是官府用于印刷公文使用的高频词汇字符集版。我的古玩知识可谓浅陋之至，只能从上面“内阁大学士”的字样判断，此版如果系真品，时间不会早于明永乐年间，其他的如鉴定真伪、估价等就爱莫能助了。最后俺只能非常猥琐地建议他与马未都等人联系，做进一步考察。

扬大概是高估了我们两个普通学生的能耐，言谈间略显失望。他说他花了一千块人民的币收购此版，很希望该版升值之后在苏富比、佳士得等大拍卖行拍卖，卖他个几十万的。俺差点忍不住补充说，您还可以考虑请几位托，像当年拍圆明园生肖头一样，在媒体和网络上大肆炒作一番，等到煽风点火完毕水到渠成之后，自有何鸿燊博士之类“爱国人士”拍出巨款一雪国耻，兴许还有蔡铭超之类的人物搅局，您不光大发横财一笔，还有一场好戏可看，岂不快哉？不过还有一句话我更没敢说：要是放到别的地方如潘家园卖，您还是趁早做好亏八百到九百块钱的打算吧。

回来以后我查了一下安徽民居风波期间网上的一些帖子和评论，看到有不少天真的网民以为民居整体搬迁到瑞典，是保护文物弘扬国粹羁縻西夷怀柔远人的大好机会，殊不知扬在商言商，一心想的是升值获利、通过民居卖茶叶赚得大钱。一想到这里，不禁哑然失笑。